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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法》背后的经济意义

2020年01月06日 作者:陆思宇 打印 收藏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后,业内对此褒贬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该法规定得过于细致,将《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里面的条款上升为法条,成了“保姆”法;有的观点认为《征求意见稿》的部分条款是将地方的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上升为强制性条款,例如颇受争议的评定分离。总而言之,这部草案争议颇多。不过释放的信号也是十分积极的,例如加强招标人职能职责,放开市场,加强事后监督管理以及合同履约等。

  纵观目前的大部分观点,都是基于法律的角度来研读这部《征求意见稿》。从个人的观点来看,这部《征求意见稿》,姑且只能说是草案,毕竟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计划并未提及对《招标投标法》进行重新立法。再结合中国正进行GPA谈判,或许日后两法合一也不是不可能。因此,现目前业内开展工作还是依据2017年修订的《招标投标法》。

  为了避免更多地引起争议,本文从另外一个方面对《征求意见稿》进行探讨。

  1.线性规划

  准确来说,按照《合同法》的界定,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商务条款以及资质条件,评分条款都作为要约条款。这些内容招标人希望中标单位能够具备,并且要么价格在不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下最低,要么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条款中的要求。

  笔者在此将这些条件抽象成数学模型来考虑。

  在此把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需求定义为目标函数G(x),在区间内上连续可导,同样的,也可以将投标人的需求定义为需求函数的集合F(x),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作为约束函数。因此,整个招投标过程可以视作在整个可行域内寻求最优解或者可行解。

  为何此处表述的不是最优解,而是表述的是可行解。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方的需求错综复杂,导致整个寻找最优解的过程蜕变成寻找可行解或最大可行解的过程。在此将整个过程表述为线性规划的一阶形式:

  mincx

  s.t.Ax=b,x≥0

  (目前只能表述为一阶形式,多阶形式还有部分算法问题未解决)

  既然表述为线性规划的形式,那么必然会存在需求函数F(x)会逐渐逼近于目标函数G(x),约束条件S(x)即为文件中明文规定的各项无效标条款以及法律法规中所禁止出现的情形。因此在此需要去寻找整个线性规划方程式中的最优解或者可行解。

  假设需求函数F(x)=S'+S"+…...有无限个,且各方都为理性的经济主体,此时存在唯一最优解。然而,现实情况则是各方都不是理性的经济人,此时,整个选择或者解析过程就变成了求最大可行解。

  将上面的思路移入现实中,其实可以看到,在现行的招标采购环境中,由于各方都不是非理性的经济人,使得整个招标过程沦为形式主义或者是走程序。进一步恶化了招标采购的环境。试问,目前的大环境下,招标还有择优的作用么?最优解在整个模型中有没有存在过?即使有,大部分都在建立模型(提出需求)阶段被nerf掉了。

QQ图片20200106132707.jpg

  2.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再将目光转向博弈论,尤其是对招标采购活动,抽象为非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有较为良好的作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参与招标采购活动的各方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假设终归是假设,需求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再理性的经济人也会变成非理性的。

  需求不一致,自然要寻找均衡策略,例如经典的博弈论模型“囚徒困境”,不过放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囚徒模型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即使是再优秀的投标人,遇到一些模棱两可的招标文件条款也叫头疼。或者是一些业主单位,不知道自己要购买些什么,按照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观点,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不知道其他参与人的支付函数。

  参与各方如果想知道完全的信息,必然会了解更多的关于项目的信息。

  假设参与各方均为理性经济人,则有:

  参与人:招标人、投标人(此处省略去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如果为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其需求函数与招标人一致)

  支付函数:招标人={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价格最低且不影响合同履行}

  投标人={谋取利润}

  此时均衡为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即该均衡则为大家通常说的“公正公平公开”或者是“项目没有安排”。此时应有如下策略:

  供应商:

  1.获利是否丰厚、款项能否及时支付;

  2.与招标人的后续合作;

  3.项目的直接成本与边际成本;

  竞争是否激烈。

  P.S. 假如供应商家数足够且无限多,那么各供应商的策略以及支付函数应相等。

  招标人:

  1.项目落地后,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是否物有所值;

  2.供应商完成服务后,是否存在继续合作的机会;

  3.在不存在寻租行为的前提下,前来参与的供应商是否会存在合适的单位。

  如果,参与各方均为非理性经济人,那么以上的模型则会变成如下表示:

  参与人:招标人、提前预定的中标人、代理机构、其余参与投标的单位(这里包含找来帮忙的供应商以及不知情的前来参与投标的供应商)

  支付函数:招标人={编制剧本,按照剧本行事}

  提前预定的中标人={谋取利润,按照剧本扮演角色}

  代理机构={编制剧本,按剧本行事,将不合法的行为运作为合法}

  其余参与投标的单位={谢谢参与}

  需求函数:S={保障招标人的意愿}

  此时便会出现如下策略:

  供应商:

  寻找多家供应商参与进来,力争多家的供应商的支付函数能够达成一致;

  1.与采购人编写剧本,排斥不合理或者自己的竞争对手;

  2.与招标代理机构商讨剧本,将自身的效益达到最大;

  3.在基础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边际成本。

  采购人:

  1.控制文件或参数,确保支付函数不变;

  2.与代理机构交换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将会影响公正;

  代理机构:

  1.将采购人传达的信息返还给供应商,力争各方支付函数达到均衡;

  2.借助专家或其他力量,在开评标时保证剧本按原进度演出;

  3.收取费用的同时,将不合法行为转化为合法行为。

  其余供应商:

  1.与其他供应商交换信息,或者组建临时或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2.多方收集信息,试图与提前预定的供应商的支付函数达成一致或者与招标人的支付函数达成一致;

  3.基于第1点的条件,各方支付函数将会达成一致;

  4.基于第2点的条件,供应商之间将会与采购人形成临时或战略性的利益联盟,该项目将会导致整个项目有失公允;

  5.其余供应商亦会通过其他采购人(Dirty)向采购人(Clean)传递信息,试图影响该项目,采购人之间共享交换信息时,信息内容存在被污染的可能。

  以上策略以及支付函数便是屡见不鲜的围串标问题的模型。本文不试图破解或者解决,只是简单地阐述模型并且表达观点:脱离市场经济,只谈立法行为,搞定围串标问题是空中楼阁。

  3.评定分离

  按照本文前文所述的结论,整个招标采购过程便是寻求最优解或者寻找最大可行解的过程,其中,评标过程便是择优的一个过程。评标委员会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招投标文件,向招标人推荐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招标采购需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是一种多目标并存的优化决策。假设C1、C2、…、Cn为n个采购需求指标,某招标项目有m个投标人F1、F2、…、Fm通过了初步审查。这里,m,n≧1。该项目投标效用分别为C1、C2、…、Cn上的泛函F1(C1,C2,…,Cn), F2(C1,C2,…,

  Cn),…,Fm(C1,C2,…,Cn)。所有投标效用泛函集合记为A(R)。这样,招标投标中的择优选择,实际上就是在所有通过初步审查的投标结果中寻求一种最优,即寻求效用泛函

  max{Fi(C1,C2,…,Cn),1≤i≤m}。(2.1)

  根据效用泛函A(R)在数学上可否得到其最优解,投标择优选择路径可分为以下两种方法:

  情形1.在数学上可以找到(2.1)泛函A(R)的最优解

  因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到(2.1)式泛函A*(R)的数学最优解,即A*(R)= max{Fi(C1,C2,…,

  Cn),1≤i≤m}

  设最优解对应需求指标投标结果为A*(C1)、A*(C2)、…、A*(Cn),则此时的最优投标结果为{A*(C1),A*(C2),…,A*(Cn)},其对其他投标结果A(R),满足A*(R)≧A(R)。

  情形2.数学上无法找到(2.1)泛函A(R)的最优解

  实际上,除线性规划或是一些特殊的非线性规划外,招标采购对应的数学优化问题(2.1)在数学上无法得到其最优解A*(R)。此时,择优问题(2.1)一般只能由高速计算机搜寻其数学近似解。然而,在市场机制中则可以很容易寻求其相对最优解(即上文中提到的可行解或最大可行解)。注意,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的个数有限,问题(2.1)就转化为有限投标结果中的优化选择问题。这种优化选择是一个采用数学优化、排序等数学理论可以求解的优化问题,这也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基础。例如,可以对投标结果进行比较,即对任意两个整数i、j判断FiC1,C2,…,Cn)≥Fj(C1,C2,…,Cn)或是Fi(C1,C2,…,Cn)≤Fj(C1,C2,…,

  Cn)。这里,符号≥表示不劣于,≤表示不优于的意思。

  这样,最多进行k(k-1)/2次两两比较,就一定可以得到F1、F2、…、Fm投标结果的优劣序列

  F1(C1,C2,…,Cn)≥F2(C1,C2,…,

  Cn) ≥…≥Fm(C1,C2,…,Cn)

  并从中进行择优选择,实现采购结果的相对最优。

  实际上,《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中标结果确定原则,其所实现的采购结果优化正是相对最优而非数学意义上的绝对最优。而招标人能够按上面的效用泛函数最终确定中标结果前提,一定是招标人事先明确了其需求指标及效用泛函数确定方法,这就是《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规定招标文件应当包括评标标准,进而按投标效用泛函数实现择优的理论依据。

  既然已经实现采购结果相对最优了,为何要多此一举在相对最优的结果中再去寻找最优解呢?即:函数的定义域内存在多个可行解或相对最优解,能够使得目标函数在区域内有定义。

  因为评定分离出台的结果是我国长期对招标采购活动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虽然现在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然而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深深的烙印在大家的思维中,包括项目预算,某些项目的价格不可寻、不可找,然而监管部门仍然要求采购人找出定价依据。矫枉过正的思维,使得采购人的部分权利被约束在“笼子”中。鼓吹评定分离的,表面上说是放开采购人的权利,让定标权回归采购人,实乃无视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经济学内涵,偏离了招标采购的真正的择优内涵,依旧是将招标采购本身的择优、促进竞争、节约成本的意义曲解成“走过场、走程序”、为招标而招标等不良含义,将招标采购活动背后隐藏的物有所值的意义,人为的将其引导为增加围标串标的行为。

  评定分离一旦推出,将会引起下列现象:

  1.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

  2.围串标行为将会加重加剧;

  3.寻租行为将会披上合法的外衣;

  4.企业付出的边际成本大大增高。

  笔者在此希望这部《征求意见稿》能够回归经济意义,利用法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实际招标采购的情况,对相关条款加以完善。作为长期活跃在基层的工程师,笔者不忍心看到自己热爱的行业被玷污、被践踏,故作此文,聊表用心。

  (作者单位:遵义市铁路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责编: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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