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少跑一次”民资才能快跑

　　2012年7月，各地半年报公布后显示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速均趋缓，浙江也不例外。当年上半年浙江经济增长7.4%，略低于往年10%左右的增长率，而财政增幅4.4%则远低于往年20%左右的增幅。

　　当时，笔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他明确表示，浙江经济率先下行恰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体现，解决外贸疲软、企业生存困难的当务之急，是启动民间投资、刺激城市高端消费。

　　新常态下，民间投资的增速从2012年上半年的28.50%一路减速至2016年上半年的4.50%。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出现明显回暖，从政界到学界都纷纷评述称，经过这几年的沉淀，企业的问题基本都清理掉了，而经商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新的投资方向逐渐形成，民企的信心又回来了。

　　促进民间投资、振兴实体经济是不变的话题，从浙江到全国都不例外。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前沿地在这方面的突破相对领先。

　　除了新能源之外，这几年浙江民间投资中有一个明显趋势是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建设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上半年，民间基础设施投资880亿元，增长28.9%，增速比全部投资、民间投资分别高出19.6和16.1个百分点，占民间投资的比重也有所提升。

　　而且就笔者五年中接触的浙江各行各业的大中小型民企来看，传统行业已经经历一轮洗牌，在改造提升中已经出现投资空间，只要政策适当引导，成本、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扶持，民间资本很快就会切入这些领域。

　　说起简政放权改革，浙江的实践也在很多领域都跑在全国前列。

　　1999年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市成立，浙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破冰。此后，浙江完成了三轮审批制度改革。

　　截止到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审批、审核及核准项目从超过3000项减少至706项行政许可事项和24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012年11月，浙江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下放406项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

　　这两年最为外人道的是浙江省举全省之力在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这项改革写入了201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这一项改革包括的内容较多，比如加快形成覆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服务等领域的“一次办结”机制;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形成“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按标监管”的“一次到位”机制;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逐步形成便民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办理、证照快递送达”的“零上门”机制。

　　归根结底，就是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提升企业的办事效率，节省他们的行政成本。

　　尤其对创业公司而言，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正在快速发展，政府简政放权对他们的影响更是明显。每次和创业公司负责人聊起为什么选择在浙江创业，他们总是在想了很多理由后最终给个很朴素的答案：和全国其它省市相比，浙江的政策环境最宽松、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最高、官员最没有架子等。

　　曾在采访中接触过一位落户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的海归创业者，他举的例子让人至今印象深刻。在到海创园之前，他曾在江浙沪跑了一圈，最初中意的并非杭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决定到海创园看一看，恰逢那天杭州大雪，但是海创园管委会招商人士还是冒着大雪、踩着泥泞的道路热情地带他前去参观，也正是这些细节最终打动了他，并促成了他在此落户的决定。

　　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实际却反映了一座城市一个省份的软实力。

　　近两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曾多次带队调研浙江，多次强调浙江的很多实践都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强调了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如果要问为什么民营经济最先在浙江生根发芽，大部分人都会提到过去浙江政府的“无为而治”，放权给市场，由市场自由选择。进入新常态后，浙江也在谋求怎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发挥政府的能动性，激发市场活力。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浙江推动“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通过“互联网+服务”，将政务服务“一张网”实现了浙江全省对接，从省政府一直贯穿到乡镇街道，逐步覆盖到各个部门。有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浙江省基本形成全省统一架构、多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被列为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示范省份，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居全国前列。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尽管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浙江，激活民间资本还有提升空间。

　　对企业而言，最需要的是宽松的政策环境，法治、透明、公平的体制机制，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努力创造的。在公平规范的环境下，企业经营是盈是亏，那都是市场的事情。